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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
http://www.v2099.com  2013-12-24 源自:理论网 【字体: 字体颜色

  中国梦就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实现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梦想,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小的方面来说,就是个人的出彩,家庭的和睦,单位、社区的健康发展和良好风尚的形成。中国梦之所以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是因为,我们党成立九十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把握时代潮流,实事求是,自主探索,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在这一结论的指导下,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和发展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出亿万人民的创造热情,实现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些成就的获得,离不开中国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他要求:“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怎样的贡献呢?

  一、“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贪污腐败现象、假冒伪劣充斥、食品安全堪忧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对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这种观点既缺乏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深刻分析,又忽视了中华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文化传统的特色是宗教文化。也就是说,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了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但仁慈博爱、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爱诚信的道德教育。只不过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承担的。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由长期的宗教教育所培养起来的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正如《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企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①]也就是说,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

  中国古人也有同样的观点。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提出:礼法制度不能孤立地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才会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也会随之消亡。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始端(凭依),而人(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贤人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会使国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没有贤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备,也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得到治国的贤才君子,得到了这样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

  在《群书治要·傅子》上也指出:“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各个方面的制度改革,是十分及时而必要的。但是古人也同时看到,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实现大治,还必须有贤德的人去推行善政。正如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后强调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可见,要实现大治,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而忽视道德教育,会导致以下两个结果:

  一是“民免而无耻”,表现为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等,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表现为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意思是说,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当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以上这两个问题。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②]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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