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女性应有自己的主张,女性是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她们也是非常成熟和有力量的消费者,所以需要争取女性,发挥她们的潜能。 杨澜在“女性:被低估的领导力”论坛上表示,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很高,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但她们在中高层的领导岗位上,他们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这与女性缺少较明确的职业目标,不喜欢职场上的社交文化有关系。在公众场合很难表达出自己的主张。 杨澜提出,这个时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主张,女性不需要把自己打扮成男性,或者拿出比男性强势的姿态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和选择。现代的女性不会被被迫在工作和家庭当中选择一个,而女性凭借自己的真实爱好做出自由选择的社会,而不是说他们只做事业而不顾家庭。另外,在社会当中应当给女性更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无论在商业机构和政府机关当中能够有更长远的发展。比如说设立一种机制,让她们得到更多的指点和鼓励。 
以下为杨澜发言实录: 杨澜:谢谢袁明教授。我今天跟大家交流一点我对这个话题的看法。今年是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刚才袁明教授提到历史上的故事,我记得去世过世的外祖母,今年100岁,她到晚年的时候我才有机会问她年轻时候的故事。他告诉我,她生活在浙江绍兴的小镇上,按照当地的习惯,凡是中等人家出生的女孩子小时候都要裹小脚,即使发生了辛亥革命,但还是要裹小脚。因为我的外祖母苦恼得太厉害了,她的父亲说,好像北京、上海的女孩不时兴了。所以外祖母一起有34号脚,一辈子在儿童鞋店里买鞋,虽然是一双“解放脚,让她有机会争取自己的幸福,开始自己的生活。 杨澜:17岁的时候让她许配给隔壁的孩子,但她拒绝了包办婚姻,凭着解放脚,自己跑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一会坐船到了大上海,到了工厂里做工,就像农民工走到城市里一样,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后来结婚、生儿育女。现在把一个妇女有一份自己的职业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回想自己的外祖母有这样的过程,还是有很多感慨。有她改变的举动,到了我母亲这一辈,她可以成为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但她们要经过十年的文革,很多的政治动荡,生活在贫困和恐惧当中。再到我们这一辈,改革开放和教育,出国,自己可以作为一名企业家。的确你不能不说中国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直在做《天下女人》的女性谈话节目,我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了解中国女性的现状,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杨澜:中国的女性在基础女性和社会参与程度上比例很高,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我们大学里几乎一半学生是女性,研究生当中女性比例超过了一半。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46%都是女性,说明他们在社会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参与度非常高。如果说到今年的题目被低估的领导力,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虽然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很高,但她们在中高层的领导岗位上,他们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从农村开始,我们知道留守的女性在农村占到农村人口的60%左右,如果你要看一下在中国的村委会级别,这个级别有多少女性呢?不到16%。如果能够做村委会主任的不到1%。这就意味着在类似宅基地、土地转让等关切到各家切身利益的村层面决策的时候,女性几乎是不能够发出她们足够的代表性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