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女性应有自己的主张，女性是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她们也是非常成熟和有力量的消费者，所以需要争取女性，发挥她们的潜能。 杨澜在“女性：被低估的领导力”论坛上表示，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很高，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但她们在中高层的领导岗位上，他们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这与女性缺少较明确的职业目标，不喜欢职场上的社交文化有关系。在公众场合很难表达出自己的主张。 杨澜提出，这个时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主张，女性不需要把自己打扮成男性，或者拿出比男性强势的姿态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和选择。现代的女性不会被被迫在工作和家庭当中选择一个，而女性凭借自己的真实爱好做出自由选择的社会，而不是说他们只做事业而不顾家庭。另外，在社会当中应当给女性更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无论在商业机构和政府机关当中能够有更长远的发展。比如说设立一种机制，让她们得到更多的指点和鼓励。 
以下为杨澜发言实录： 杨澜：谢谢袁明教授。我今天跟大家交流一点我对这个话题的看法。今年是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刚才袁明教授提到历史上的故事，我记得去世过世的外祖母，今年100岁，她到晚年的时候我才有机会问她年轻时候的故事。他告诉我，她生活在浙江绍兴的小镇上，按照当地的习惯，凡是中等人家出生的女孩子小时候都要裹小脚，即使发生了辛亥革命，但还是要裹小脚。因为我的外祖母苦恼得太厉害了，她的父亲说，好像北京、上海的女孩不时兴了。所以外祖母一起有34号脚，一辈子在儿童鞋店里买鞋，虽然是一双“解放脚，让她有机会争取自己的幸福，开始自己的生活。 杨澜：17岁的时候让她许配给隔壁的孩子，但她拒绝了包办婚姻，凭着解放脚，自己跑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一会坐船到了大上海，到了工厂里做工，就像农民工走到城市里一样，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后来结婚、生儿育女。现在把一个妇女有一份自己的职业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回想自己的外祖母有这样的过程，还是有很多感慨。有她改变的举动，到了我母亲这一辈，她可以成为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但她们要经过十年的文革，很多的政治动荡，生活在贫困和恐惧当中。再到我们这一辈，改革开放和教育，出国，自己可以作为一名企业家。的确你不能不说中国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直在做《天下女人》的女性谈话节目，我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了解中国女性的现状，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杨澜：中国的女性在基础女性和社会参与程度上比例很高，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我们大学里几乎一半学生是女性，研究生当中女性比例超过了一半。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46%都是女性，说明他们在社会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参与度非常高。如果说到今年的题目被低估的领导力，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虽然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很高，但她们在中高层的领导岗位上，他们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从农村开始，我们知道留守的女性在农村占到农村人口的60%左右，如果你要看一下在中国的村委会级别，这个级别有多少女性呢？不到16%。如果能够做村委会主任的不到1%。这就意味着在类似宅基地、土地转让等关切到各家切身利益的村层面决策的时候，女性几乎是不能够发出她们足够的代表性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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